Page 88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3期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尼在东盟东部增长区中的合作即充分体现了复合海洋安全观：东盟东部增长区通过
海上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旅游、提升“海关、入境、检疫和安全”
（CIQS）等措施来提升经济落后地区的安全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苏西洛时期的海洋安全观是一种融合的“威胁观+秩序观”，有把从“威胁”
逻辑中衍生出的海洋安全问题与“秩序”逻辑下的问题整合到一起讨论解决方案
的倾向，或者称为以发展促安全的道路。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印尼处理马六甲海盗问

题的方式。将海盗问题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是“威胁观”的逻辑，因此动用海
上力量打击海盗是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案，然而“秩序观”将海盗看作沿海社区贫困
问题的衍生现象，因此减贫应成为根本的解决途径。在现实中，一方面，印尼、马
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各自和协同的巡逻机制缓解了海盗问题；另一方面，2005 年

亚齐分离运动与政府言和后，当地治安和经济得到恢复，使马六甲海峡印尼一侧海
域的海盗案件大量减少。这印证了两种观念互为补充的解决方案是有效的。苏西洛
政府认为，消灭威胁和发展治理从不同侧面提供了提升海洋安全的方案，应支持以

开放的思维寻求答案的多样性。正因如此，在印尼外长马尔蒂的提议下设立了东盟
海事论坛扩大会议，拓展了海洋议题的讨论范围和参与讨论的国家（即东亚峰会成
①
员国）。
佐科政府（2014 年至今）的海洋安全观则展现出一种“威胁观或秩序观”的

倾向，将海洋安全的具体问题按照威胁议题或发展议题的预设进行分类，两类议题
之间交叉和融合的领域变小。这种预设分类的思维可见于对“海支”七大支点的描
述。一方面，海洋安全、海上执法和海洋外交强调以维护主权为核心的消除外部传

统安全威胁的思维。在政策实践中，外交部重新将工作重心放在与邻国商议划界
②
上、 渔业部炸沉国外非法渔船、海军加强对纳土纳海域控制的行动都展现了传统
的“威胁观”思维的回归；另一方面，海洋资源与人力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发展以
及海洋文化发展的要求则体现了通过海上能力建设实现综合安全的意义。在政策实

① Marty Natalegawa, Does ASEAN Matter? A View from Within,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8, p. 107.
② 2015～2019 年，印尼外交部与 9 个邻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
宾、帕劳、东帝汶和澳大利亚）进行了 90 次关于海洋划界的会谈。外长蕾特诺表示划界外交是
印尼对外政策的重心之一。参见 Kementerian Luar Negeri, “Tekankan Dua Poin Penting, Menlu RI
Kembali Tegaskan Diplomasi Perbatasan Sebagai Salah Satu Prioritas Politik Luar Negeri RI,”
Kementerian Luar Negeri（印尼外交部），August 27, 2020, https://kemlu.go.id/portal/id/read/1624/
berita/tekankan-dua-poin-penting-menlu-ri-kembali-tegaskan-diplomasi-perbatasan-sebagai-salah-satu-
prioritas-politik-luar-neger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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