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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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5 期
了增加各国在无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机会。 也正因此，在低制度、弱文化下，发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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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国家自己的事情，经济相互依存的模式往往是剥削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和相互
加强的，往往导致敌对的保护主义、贸易战和贫瘠邻国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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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安全联结往往是紧张消极的，即安全问题阻碍了对发展的投入，影响了发展的进
步，更限制了发展合作的进行，而发展对安全的积极影响则是有限的，甚至发展问题
被安全化，各国间演变为一种“发展—安全”竞争，进一步成为影响区域安全的因素。
随着区域的发展—安全联结越发紧密，“区域”作为一个体系，也作为一个统
一的单元参与到发展—安全互动中来。区域（主要行为体是区域组织）连同国家政
府、地方、公民社会、私营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等多种行为体，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
深度发展—安全复合体。与初级发展—安全复合体相比，深度发展—安全复合体更
强调“安全发展”的互动逻辑，即安全治理保障发展，发展成为安全的重要目标。
具体而言，深度发展—安全复合体主要特征包括：在物质层面，各国间更频繁的贸
易与基础设施互通，不仅使得各国间的发展—安全更加休戚相关，还带来了新的共
同的发展—安全问题，例如海盗、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境犯罪、环境管理和自
然资源开发等；在制度层面，区域内各种发展合作制度出现，推动域内各行为体间
的安全信任培养与互动，并催生新的安全互动与对话机制来保证发展；在文化方面，
发展—安全复合体整体上来讲是格劳秀斯文化主导的理性主义：国家间的利益既不
是完全的对立也不是纯粹的一致，而是一种博弈——一方面是分配性的，另一方面
也是生产性的。战争和国家间的其他冲突不再是最典型的国际行为，贸易，或者更
笼统地说，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交往成为国家间互动的主流。 在深度的发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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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复合体中，发展本身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复合体成员普遍认同的共识和价
值，进而改变了行为体对安全的传统认知。这一阶段，发展—安全联结更多的是和
谐积极的，发展不再是安全的依附者，而是成为影响区域体系的重要因素，发展—
安全联结通过各种发展合作表现出来，除了一般性的发展援助外，更为复杂的裁军、
体制改革、能力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国家重建等诸多内容也被囊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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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6, pp. 50-90.
②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 464.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25.
④ Mark Duffield, “The Liberal Wa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Security Impasse:
Exploring the Global Life-Chance Divide,” Security Dialogue, Vol. 41, No. 1, 2010,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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