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与宿敌为友：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间和解就有必要同时把握和解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两种关联性逻辑。既有研究存在
①
着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较多地强调了和解的经济学，而忽视了和解的政治学。 这
些研究多集中于关注欧洲的德法和解及伴随该过程而出现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因为后

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前者的光芒，所以德法和解经常被归因为经济一体化的
产物，而事实是没有德法和解就没有后来的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计划的真实路径大
致分为三个阶段：（1）政治与安全合作；（2）经济合作与一体化；（3）一个共同的身

②
份”。 这种划分方法存在着颠倒因果逻辑的问题，即将德法和解的原因归于当今欧洲
的一体化，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第二种倾向是研究东亚和解的学者比较关注和解的政
③
治性逻辑，对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国家间和解的关系却相对缺乏思考。 过分关注地区
事实，可能影响人们对国家间和解进行的一般判断。事实上，和解的两种功能性逻辑

是相辅相成的，和解的启动带来了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只有实现初步和解之后，才能
恢复经济交流，经济一体化方能提上日程，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和解的巩固。所以，
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两种关联性逻辑是探讨国家间和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关键。

其三，既有的关于国家间和解的研究缺乏一个系统的整合性研究框架。作为一
门社会科学，由于受到美国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国际政治学长期以来存在着
一种对确定性问题研究的偏好，而对于国家间和解这样容易陷入情感化风险的课题
却难以给出较为确定的研究成果。目前，虽然从微观上对和解的关联性要素已经出

现了不少富有意义的探讨，但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仍然存在种种争议，从宏观层

① 例如，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的比乔恩·克朗朵佛（Björn Krondorfer）曾提出“地区和经
济合作会自动导致和解”的观点，参见 Björn Krondorfer, ed., Reconciliation in Global Context: Why
It is Needed and How It Works, Albany: SUNY Press, 2018, p. 181；焦思维在《浅析德法和解中的经
济因素》一文中提出“德法间紧密经济联系是德法和解的根本原因”，参见焦思维：《浅析德法和
解中的经济因素》，载《黑龙江史志》2014 年第 7 期，第 15 页。戴启秀也指出一体化是促进德
法和解与合作的一个关键要素，参见戴启秀：《和解外交：超越历史的欧洲一体化》，载《国际观
察》2007 年第 4 期，第 34-41 页。
②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版，第 195 页。
③ 例如，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张朱照（Eric Teo Chu Cheow）博士曾经批评经济决定论
——经济因素能够带来国家间和解——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冲突管理的思维，事实上政治
因素才是决定性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才是中日两国实现最终和解的关键”，参见 Eric Teo Chu
Cheow,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Uppsala University, 2007, p. 37；中国学者黄凤志等人也认为中日和解深陷困境的根源在于双方
“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参见黄凤志、
逄爱成：《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载《东北亚论坛》2010 年第 5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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