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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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6 期
为什么是安全威胁而不是其他因素的出现推动了最初的敌人走向接触与合
作的和解之路呢？首先，安全是国家生存的基础，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最重要的
根本利益，为国家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
“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国
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在一个国家安全无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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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证的世界里，生存动机被视为一切行动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了国家安
全，其他利益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关于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同样适用于国家，即人类对安全的需要具有超
②
越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其他一切层次需要的优先性。 所以，当国家安全面
临威胁的时候，任何层级的需要都不得不服从于国家生存这个最为根本的利益，
这就相当于为敌对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惯性插入了一个制动阀。在这种特殊
情形下，国家之间的和解才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何忆南也指出，“共同的安全威
胁在改善先前的敌对国之间关系中被证明是相当有用的，尽管说单纯的威胁并不
是深和解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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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安全具有关联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产生关
联。从消极的意义方面来说，当一个国家自身的安全难以保障时，与其相关的国家
的安全也会受到冲击，即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国家
除了依靠自身实力之外，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增
强国家安全的应对能力，也是国家有效提高自身防御实力的重要手段。安全的关联
性决定了国家在进行安全决策时需要考虑国际力量组合变幻带来的国际环境变化，
国家安全的至上性排除了潜在的实现国家联合的障碍，为国家之间的和解提供了可
能性。一般而言，国家间和解往往需要加害国提供赔偿、进行道歉、表示反省等特
定的前提条件，在此前提下受害国给予宽容，从而实现和解。 然而，在特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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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于和解的要件可能变得毫无意义。“渴望获得金融、外交或军事支持以应对安
① [美]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7、122 页。
② 参见[美]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
④ 王高阳：《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和解”：一个概念性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2 期，第 105-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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