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9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2021 年第 6 期

易实现，或者会削弱盟友或伙伴的安全期待。
另外，在延伸威慑关系中，因为受保护的盟友经常会担心被抛弃，所以单凭
核保护伞的“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无法缓解盟友对于被大国

抛弃的疑虑。盟友更希望大国提供的是“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
①
借此深化彼此受牵连的程度和风险，降低盟友被抛弃的疑虑。 这也是大国必须
时常以各种形式的“安全保证”（security assurance）来强化延伸威慑关系的主要

原因。延伸威慑的安全承诺大致上可依照安全保证的程度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种
级别，对盟友来说，安全保证效果最弱的是仅与大国签署正式的盟约，或核大国
仅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强调会使用核武器保护盟友与伙伴。公开对盟友和伙伴作出
安全承诺，会形成观众成本，对核大国造成“制约”（hand-tying）效果；若其违

反承诺，国家信誉会严重受损。 有学者认为只要一个国家与核大国签署盟约，
②
③
就能建立核保护伞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有效慑止对手或挑战者的进攻。 但从历
史经验来看，安全保证措施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安抚盟国的。如同前英国国防大臣

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提出的，“美国威慑苏联只需要 5%的报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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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但却需要 95%的可信度来安抚盟国”。 这说明即便与核大国的盟约关
系能对挑战者产生威慑作用，但仍然无法对盟友产生有说服力的安全保证。第二
种级别是核大国与盟友或伙伴建立制度化的延伸威慑磋商机制。如此一来，盟友

或伙伴就能够通过该机制表达自己的安全需求，也能获取核大国的军事规划等相
关信息。这使盟友或伙伴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核大国的延伸威慑政策，
更加信赖与核大国的延伸威慑关系。 第三种级别是核大国在盟友或伙伴境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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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沿军事部署，包括直接将核武器部署在盟友境内，甚至授予它们核武器使用

① Alexander Lanoszka, Atomic Assurance: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6-17.
② Matthew Fuhrmann and Todd S. Sechser, “Signaling Alliance Commitments: Hand-Tying and
Sunk Costs in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8, No.
4, 2014, p. 922.
③ Matthew Fuhrmann and Todd S. Sechser, “Signaling Alliance Commitments: Hand-Tying and
Sunk Costs in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8, No.
4, 2014, pp. 919-935.
④ David S. Yost, “Assurance and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NA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4, 2009, p. 756.
⑤ Stephan Frühling and Andrew O’Neil, “Institutions, Informality, and Influence: Explaining
Nuclear Cooperation in the Australia-US Al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
2, 2020, pp. 13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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