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二是倡导灵活开放的治理路径而非通用的方法；三是着眼于微观主体的风险预
防能力建设而非宏观的规划和干预。 风险治理模式的弹性高低与风险认知模
①
式之间的联系为我们辨别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性质的认知提供了
依据。

四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历程

上述风险认知的两个维度及其实践意蕴为我们理解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提

供了思路。早期的国际金融治理实践起源于 19 世纪，具体表现为大型私人金融集
团对跨国资本流动的自我管理、央行之间的合作以及央行与大型私人金融集团之间

的合作三种形式。 但从治理主体的范围来看，参与对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从
②
治理模式来看，主要体现为临时、双边和低制度化的事后合作（ex post cooperation）。
因此，这一时期的治理实践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全球金融治理。鉴于国际金融体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混乱和分裂，本文以二战后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考察起

点。从风险来源定位和风险认知模式的历史性变化来看，二战后的国际金融安全观
先后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
全观四个发展阶段。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货币体系安全观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史上首个通过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协议创建的具有
正式约束力的国际货币制度。 作为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产物，布雷顿森林
③
④
体系的创建和维系得益于主要国家在战后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形成的观念共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的大部分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建立在多数国家共享的国
际金融安全观基础上，即货币体系安全观。

① 关于弹性治理的特征，参见 Jonathan Joseph, “Governing through Failure and Denial: The New
Resilience Agenda,”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4, No. 3, 2016, pp. 370-390; 刘
慧：《弹性治理：全球治理的新议程》，载《国外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第 17-25 页。
② Randall Germai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n Manuela Moschella and Catherine Weaver, eds., Handbook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Players, Power and Paradigm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97-114.
③ 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3 页。
④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Economy Restored: Expert Consensus and the Anglo-American
Postwar Settl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 1992, pp. 28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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