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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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6 期
平衡。持续经历贸易和资本账户失衡的成员国如果消耗掉其认缴额的 25%，则
必须向 IMF 寻求援助，或对本国的国际收支进行大幅修正。 对于成员国提出
①
的超过其 25%认缴额的贷款要求，IMF 会在贷款中附加条件限制，这些条件以
IMF 开发的波拉克模型和吸收模型等分析工具为依据。波拉克模型和吸收模型
在国家的国际收支与国内经济政策之间建立起了简单的线性因果联系，因此，
IMF 据此设计出的政策条件往往是过度简化和“一体适用”（one-size-fits-all）
②
的，例如货币紧缩和财政紧缩。 事实表明，IMF 的贷款条件并非总能达到预
期的效果。但在确定性风险认知模式下，IMF 使用的“普世性”模型足以为其
对成员国的经济指导和干预提供依据。
从治理效果看，基于货币体系安全观的全球金融治理对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和金
融安全贡献良多。相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
更高， 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更低， 因而被视作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货币
④
③
体系安全观在这期间并非没有受到过冲击。在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都在质疑
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的合法性，并倡导对该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甚至屡
次实施体系破坏行为。 但正如前文所述，体系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离不开权力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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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以美元为主导的固定汇率体系并未因法国的持续反对而崩溃，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因美国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而瓦解。随着 1976 年《牙买加协议》的
通过，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并存实现常态化，基于货币体系安全观的全球金
融治理正式落幕。
（二）金融全球化与“完美市场”安全观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开启并不是两个无缝衔接的事件。
① [英] 克恩·亚历山大、拉胡尔·都莫、约翰·伊特威尔：《金融体系的全球治理：系统
性风险的国际监管》，赵彦志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 页。
② 关于波拉克模型和吸收模型的内容和政策建议，参见 Joseph P. Joyce, The IMF and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Phoenix Ris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8-31; [美] 迈克
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薄燕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7-83 页。
③ Angus Maddison, Growth and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oots of Modernity,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2005, p. 6.
④ Michael D. Bordo, Barry Eichengreen, Daniela Klingebiel and Maria Soledad Martinez-Peria,
“Is the Crisis Problem Growing More Severe?” Economic Policy, Vol. 16, No. 32, 2001, pp. 56-57.
⑤ [美] 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5-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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