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歧与竞争不断升温。美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高储蓄率为特征
的金融体制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引发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安全；同时，美
国还用“汇率操纵国”和“不负责任的国际储蓄大国”等话语污名化中国的金融

形象，企图“引导”中国向其倡导的“普世性”金融发展模式（即新自由主义模
①
式）靠拢。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把新自由主义金融发展模式的监管不
②
力和美元霸权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视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根源， 因而倡导灵
活自主的金融发展模式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显然，中美在国际金融风险认知的两

个维度（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上均存在明显的分歧， 随着宏观审慎安全观在后
③
危机时代的弱化，两国在中观和宏观层面的金融安全观竞争有进一步强化的可能。
如前文所述，相比偏技术性的微观风险认知和治理逻辑，宏观和中观层面的金

融安全观更广泛地涉及国际体系层面的权力分配和国家间的体制差异，因而具有更
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中美金融安全观竞争，以及更广泛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
国家之间的金融安全观竞争，已在后危机时代转化为政治意味强烈的国际制度竞
争。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赋予了新兴市场国家更大的话语

权，但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增长并不匹配。出于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迟滞的不
满，新兴市场国家转而通过积极参与区域性国际金融建制，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
④
金融机构展开了制度竞争。 例如，金砖国家在全球层面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受阻后，转而通过加强金砖五国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性；东亚
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加紧深化基于《清迈协议》的区域性货币金融合作，并

① 张谊浩、裴平、方先明：《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1 期，第 126 页。
② Jonathan Luckhurst, G20 Since the Global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74-75; Gregory Chin, “China’s Rising Monetary Power,” in 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s.,
The Great Wall of Money: Power and Politic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87-192.
③ 中美在国际金融风险性质方面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为两国对金融发展和治理模式的不
同理解。美国倡导的“一体适用”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模式，建立在确定性风险认知的基础上，与
之相反，中国倡导的灵活自主的发展模式则具有弹性治理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金
融发展和治理理念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力。参见 Julian Gruin, Peter Knaack and Jiajun Xu,
“Tailoring for Development: China’s Post-crisis Influence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Vol. 9, No. 4, 2018, pp. 467-478。
④ 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载
《外交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73-77 页；Jonathan Luckhurst, G20 Since the Global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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