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境线的 21 个疟疾/登革热检测哨点和深入所在国内部的 20 个疟疾/登革热联合监测
研究工作站，以及设于老挝琅勃拉邦的热带病研究中心，综合性防控体系初见成效。

四 关系过程与地区安全治理：规则—关系

模型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世界上热带病和传染病的高发地区，面临严峻的卫生与发展
挑战，是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传染病防治的重点区域。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过去十多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也是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建设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制度拥堵”与“制度竞争”成为该地区制度合作与安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但

是，以疟疾防控为典型代表的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却不是在这些国际和地区机制框架
内，通过自上而下的国际规则的扩散与执行顺利实现的，至少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
并不是如理论模型所想象的，顺理成章地指导和推动了地方治理。边境地区往往不

具备执行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基本条件，国际政治中的信任问题阻碍了国家之间
的信息交流、监测布点和跨境合作，这些问题导致了公共卫生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
即跨境传染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从启动、建设到

发展，已经初具成效，构建了一个次区域防控体系，实现了疟疾和登革热等传染病
的跨境防控与治理。这个过程是多元行为体参与的过程，世界卫生组织、大湄公河
次区域六国、全球和地区的各类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和卫生机构，以及

个人等行为体都参与其中，形成了多元伙伴关系过程。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全球
框架、规则和目标向地方下沉与扩散的过程中，大湄公次区域的多个公共卫生专家
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专家既包括深谙国际标准与先进技术的各国专业技术权
威人士、熟知国际规则的国际组织地方协调员和联络员，也包括基层卫生官员和技

术人员。他们能够打通全球和地方的联结，也可以将知识与技术落实到决策与实践
中。由于熟谙地方情况，他们可以将国际规则和标准实践改造为适应地方条件和需
要的地方方案和地方最佳实践，比如“1-3-7”疟疾控制和消除规范。而这些规则和

成功实践又反哺了国际规则体系，成为全球治理的构成部分。由于人员的高度重叠
性，地方专家得以在多个地区公共卫生网络中进行频繁的交往互动，构建了长期信
任、协商与合作关系。正是基于信任与长期合作，才有可能克服理性主义与个体主
义的合作困境，实现必要的信息交流、监测布点和跨境治理。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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