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安全保障能力。 然而，处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东道国往往政治动
①
荡、社会经济不稳定，缺乏基本社会秩序，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公共安全部门
保护他国企业资产和人员的意愿较低、能力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甚至基本的安全

保障。无论是从国际法角度还是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东道国都是最为合法且有
效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东道国安保供给缺位，
迫使国籍国在海外安保供给中需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

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面临更为复合交织的安全威胁，也存在更多的人员
伤亡和损失， 因此成为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
②
中国政府基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努力填补东道国的安保缺位并
建构多元主体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以提供安保产品和服务来满足海外机构、企业

和公民的安全需求。在积极推进与东道国、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安全合作的基础
上，中国初步建立起以中央政府为主体，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共同
参与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领事保护和外交保护是现有供给体系的主要内容， 并
③
且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探索出了一系列安保制度和机制。
第一，中央宏观层面成立了领导协调制度。2004 年，外交部牵头成立了境外
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外交部、商务部和公安部等国务

① 斯科特·巴雷特（Scott Barrett）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分为三种类型：联合努力型
（aggregate efforts）、 最薄弱环节型（weakest links goods）和单一最佳努力型（single best efforts），
即不同类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分别取决于所有国家、最薄弱国家或单一最强国家。值得
注意的是，国内公共产品与国际公共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即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均受益
于该类公共产品，例如维护生态环境、防治传染病等。而许多穷国和弱国都无力供给这些国内
公共产品，由此需要其他国家或者全球合作提供。参见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74；黄智虎：
《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评〈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国际政治科学》
2013 年第 3 期。
② 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地区曾经或者当前存在一系列“中高风险因素”，未来可能成为“受
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这些区域也是中国海外企业和公民遇难人数最多的地区。2016—2019
年，中国在海外公民遇难人数达 463 人，其中亚洲地区 238 人、非洲地区 71 人，亚洲和非洲地
区的遇难人数占总数的 68%。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海外公民遇难人数为 72 人，
其中亚洲地区 31 人、非洲地区 24 人，亚洲和非洲地区的遇难人数占总数的 76%。参见魏冉：
《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现状与发展趋势》，载张蕴岭主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
（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0-32 页；魏冉：《2019 年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现
状与发展趋势》，载张蕴岭主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估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4-116 页；魏冉：《2020 年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现状、成因与对策》，载张蕴岭
主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0-93 页。
③ 杨洋：《中国领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2 期。
·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