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但是缺乏信息的有效整合与风险标准的统一制定，信息及时共享共商等也有待加
①
强； 另一方面，海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由于资金和人力的限制，往往没有
进行项目的专项安全培训和风险评估，也没有建立起常态化的预防预警机制。

第四，安保行为体面临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保障对象与自身安全的双重考
验，原有安保供给体系的效用减弱，专业知识和技术运用有待加强。
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原有的海外安保常态，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紧张致使安保

供给体系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安保服务。首先，海外企业同时面临保障生产经营
可持续和维护员工身心健康及安全的考验。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中国与海外的
人员、物资和资本流动受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不得不停滞或延
后，从而可能面临未能按期施工或者竣工导致的合同违约索赔难题。而这些项目

往往位于东南亚、南亚、中亚和非洲等医疗条件薄弱的地区，海外企业既要保障
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又要维护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其次，各个层次的海外
安保行为体，上至驻外机构人员下至一线安保人员都面临自身易感染的高风险和

不断增大的安保需求压力，加之保障措施与条件一时难以到位与完善，而停航、
封闭边境、全球旅行限制等措施又使海外安保人员的定期轮换难以实现。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卫生专家的指导以及信息技术
的运用，为安保行为体和企业应对疫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在疫情常态化的

背景下，无论是正常生产经营的保障还是各类安全威胁的应对，均需要专业知
识、信息技术和安防技术的综合运用，尤其是结合大数据，建立反应灵敏的信息
收集传达机制以及细致全覆盖的数据库和安全网。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政府主导的现有供给体系有着
决策快与联动好的制度优势。中央政府迅速建立起政府间的应急联动机制，积极
调动物质资源和专业人员，使海外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机制得到加强，海外公民的
健康安全也基本得到保障。疫情后恶化的安全局势，又让海外公民产生了不可预

测的特定“安全真空”的“情境压力”，境外企业则持续担负既要确保运营、抵
御疫情，又要防控意外安全事件的“责任压力”，对于海外安保供给体系中的多
元行为体合作、国际安全合作、预防预警能力以及知识技术的运用等提出了更高

要求。由此，如何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维护海外企
业和公民的安全，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

① 夏莉萍：《从利比亚事件透析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建设》，《西亚非洲》2011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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