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

2022 年第 2 期

时期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第一，美国视角下中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从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
胁”，转变为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友好的非盟国”。根据美方的记述，亨利•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甚至在 1973 年上半年就曾经建议尼克松，将中国视为除英国
之外最“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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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大大上升。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平衡苏联、反击

苏联的扩张态势，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相当高的优先度。因此，中国在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中的位置相应地被大大提高，多数时候中国被看作是能够影响全
球力量平衡的重要力量。当然，这一判断也出现过摇摆。由于中国本身实力的有限，
美国国内时常有质疑中国战略重要性的声音。每当美国国内主政者认为中国的战略

重要性不高时，中美关系就会面临较为困难的局面；而当美国决策者高度重视中国
的战略地位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
第三，支撑这一变化的基本思想逻辑是现实主义的制衡思想。无论是 1979 年

之前“中美苏大三角”的彼此借重、相互制衡，还是此后的中美联手制衡苏联，以
及中国重新强调独立自主对外战略之后的中美苏关系，其背后的逻辑都是现实主义
的制衡。如果用一个术语概括这一阶段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美关系，则非
“制衡”莫属。值得注意的是，“制衡”并不仅仅是美国借重中国制衡苏联，也是中

国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以弱搏强、扩展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过程。
第四，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重要性出现多次波动，这些变化主要
并不是中国的实力变化或者内外政策引起的，而是由苏联对美国威胁程度的变化以

及美国国内决策体系变化所决定的。例如美苏关系的缓和与苏联入侵阿富汗分别造
成了美国的“苏联威胁感知”变化，从而影响了其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基辛
格、布热津斯基、黑格等人在政府中职位的变化也对美国对华战略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五，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视角看，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以战略性为主，简

洁明快、内容单一。除了中美军事特别是核关系之外，两国经贸、科技和人文等领
域的关系虽然已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尚未进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视阈之内。
第六，1978 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元素，为下一阶段的美国国家安

①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p.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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