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

2022 年第 2 期

弗里·勒格罗（Jeffrey W. Legro）认为，禁止性规范影响了国家的利益衡量和战术
操作，引发了领导人对于正当化和合理化的考虑，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为什么某些
战争手段被限制的关键原因。 在化学武器的禁止使用方面，理查德·普赖斯
①
（Richard Price）提出，对于化学武器的污名化是战争中不使用化学武器的必要条
件。污名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化学武器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
令人无法接受，这最终阻止了化学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使用。 此外，具体
②
到禁止性规范对于国家核武器政策的影响，“核禁忌”（nuclear taboo）理论则进行
了详细的阐述，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 她认
③
为，仅凭传统的核威慑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为何自 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核武器一直
再未被使用，因此，规范性因素应当被考虑在内。“核禁忌”的产生主要在于对核

武器大规模杀伤性后果的人道主义考虑，以及二战后全球反核运动的推动。对使用
核武器的规范性禁止，尽管尚未构成强有力的规范，但是使得核武器被污名化为一
种不可接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种“核禁忌”令国家领导人在战争中往往面临

着巨大的道德压力，从而无法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策。
④
综上，部分学者认为，对某类武器实施污名化并由此确立禁止性规范能够限制
该类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这说明国际规范的形成能够塑造国际社会成员国的行为，
无论一国是否正式加入条约文本，都将受到此类规范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一旦

全面禁止核武器被赋予法律效力并确立为国际规范，那么无论拥有核武器国家或其
保护伞之下的盟国承认与否，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禁核规范的引导甚至约束，从而

①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t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1997, pp. 31-63.
② Richard Price, “A Genealogy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Tabo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1, 1995, pp. 73-103.
③ 除了尼娜·坦嫩瓦尔德的“核禁忌”理论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对于核武器的厌
恶情绪、道德层面的考虑以及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等因素，能够影响到国家作出不使用核武器的
选择，参见 Thomas C. Schelling,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 Benjamin Ederington and
Michael J. Mazarr, eds., Turning Point: The Gulf War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p. 105-115；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40-196 页；T. V. Paul, The Tradition of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Redwood C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Nina Tannenwald, “The Nuclear Tabo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rmative Basis of Nuclear
Non-U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1999, pp. 433-468; Nina Tannenwald,
“Stigmatizing the Bomb: Origins of the Nuclear Tabo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2005,
pp.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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