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的双边合作就能达成诉求。 这些具体的区域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安全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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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地区视角的思路，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对两个地区的安全合作形式产生了
影响。一是亚太盟国的威胁共识度低。除了欧洲国家对联邦德国、亚洲国家对日

本的担忧之外，苏联的威胁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更大。安全合作构想较大程度受到
潜在成员国威胁认知的影响。如果主要潜在成员国都认为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
那么它们更倾向于作出多边联盟承诺；相反，若各国对威胁存在分歧，那么多边

联盟难以形成。 由于担忧联邦德国和苏联的潜在威胁，欧洲国家有更为一致的
②
安全威胁认知，因而有利于多边安全合作的形成；而亚洲国家在冷战开始之初则
缺乏这样一致的认知。
二是亚太地区地缘环境复杂。从地缘政治因素来看，亚太地区各种矛盾并

存，大国关系错综复杂，领土争端有待解决，历史积怨挥之不去，意识形态相互
竞争，经济转型历程坎坷，军事平衡不断变化，文化观念也存在差异。 正如巴
③
里·布赞（Barry Buzan）和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所说的那样，亚太

地区的国家间难以形成西方国家那种被定义为团结紧密的国际社会。 这样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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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缘环境导致国家间摩擦和冲突的风险加大，难以实现紧密的多边安全合作，
更难以形成多边联盟。而北约国家类似的困扰则相对较少。
三是潜在成员国的内部关系纠葛。韩国和东南亚国家都曾被日本入侵，历史

积怨使得这些国家与日本的多边安全合作难以实现。在商讨《太平洋公约》时，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都曾担心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 同时，亚太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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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自的目的构建地区历史，导致各国对近代史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异而非趋

同，不同的历史观有助于增强各国的民族认同感，但也强化了国家间的民族差异

① John Duffield, “Why Is There No APTO? Why Is There No OSCAP?: Asia-Pacific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2, No. 2, 2022, pp. 77-
79.
② Kai He and Huiyun Feng,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Revisited: Prospect Theory,
Balance of Threat, and US Alliance Strate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2, 2012, p. 238.
③ G. John Ikenberry and Jitsuo Tsuchiyama,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 2, No. 1, 2002, pp. 69-70.
④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1994,
pp. 15-16.
⑤ David W. Mabon, “Elusive Agreements: The Pacific Pact Proposals of 1949-195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7, No. 2,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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