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

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口岸监管部门面临横向协调困难、纵向激励不足的双重挑战，
同时，官僚制下的口岸安全联合防控结构和危机决策机制也无法满足具有典型跨界
性的国门安全治理对权变协调（contingent coordination） 的需求。因此，跨境贸
①
易便利化与国门安全之间的冲突凸显，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
加剧。
1. 国门安全治理主体分散化加剧了统一指挥与综合治理之间的冲突

国门安全风险防控涉及多个口岸部门，各部门在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中各司其职、
界限分明，致使防控工作呈现分散孤立状态，不仅导致风险管理成本增加，而且容
易造成防控漏洞和重复防控等问题。行政部门“按职处置”的碎片化格局难以适应
国门安全形势的变化，口岸监管部门各自分析研判，信息无法共享，常态化的国门

安全风险联合防控机制没有形成。此外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有些程
②
序性规定没有很好地衔接和协调，容易出现管理程序错位，导致治理机制空转。
国门安全治理碎片化的根源在于以职能为中心的官僚制与国门安全治理跨界性之

间的结构性张力。官僚制以专业分工、功能分割和等级划分为原则，无法满足国门
安全治理因复杂性提高、跨界性加强而形成的跨域治理需求。
2. 国门安全治理政策措施割裂化致使贸易便利化与维护国门安全未能有机结合
2017 年 2 月 22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作

为 WTO 成员方和《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签字国，中国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
随之而来的是国门安全治理面临保障安全与促进便利的双重要求，对自由与监管、
便利与严密、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要求越来越高。国门安全风险评估在许多国家

还没有作为口岸开放特别是内陆口岸开放或扩大开放、通关一体化等贸易便利化措
施的实施和推广的审批条件。在当下积极推进口岸“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尚未
对跨境贸易便利和国门安全进行统筹考虑，这难免会扩大风险产生的空间。国家、
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关注点不同，常常将国门安全问题建构或

识别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生物安全等不同议题。风险识别的差异化
使得国门安全治理的目标和路径都不甚清晰，政策衔接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国
门安全治理政策的割裂化，如进口固体废物清零政策实施后，如何防控“洋垃圾”

① Donald F. Kettl, “Contingent Coordination: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uzzles for Homeland
Security,”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33, No. 3, 2003, pp. 253-277.
② 王小理：《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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