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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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6 期
刻意回避生物技术是应对诸多公共卫生问题与社会经济矛盾的重要工具，否认其
他国家生物技术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两用性”安全叙事逐渐片面化。
综上所述，美国从小布什政府开始，不断赋予生物技术“两用性”新的安
全关切，从生物恐怖主义到生物技术竞争，从涉及传统生物武器毒剂到军事、
政治与经济等多领域的“存在性威胁”，历经三个阶段的安全叙事发展，将生
物技术“两用性”概念附加到各种安全问题上，使得生物技术“两用性”概念
不断扭曲成为一个自我论证、自我强化的安全化过程。
三 生物技术“两用性”的安全效应与政策回应
生物技术“两用性”安全叙事将美国生物技术发展与国家安全环境紧密结合，
构建出多层次安全效应。生物技术与生物恐怖袭击、大规模流行疾病乃至国家霸
权地位捆绑，成为热点安全议题，为各种管制和引导政策的介入创造了条件。作
为霸权国家，美国生物技术“两用性”安全叙事不断外溢，安全关切向更宏观战
略目标拓展，相关政策回应发生战略性调整，美国生物技术政策逐渐由生物防御
优先向战略利益优先转变。
（一）“两用性”安全叙事下的生物技术多重安全效应
在“两用性”安全叙事下，生物技术与多种安全威胁产生紧密关联。在生物军事
及生物安全领域的叙事结构中，生物技术“两用性”主要以输入性传染病疫情、传
统生物制剂以及人为改造或制造的生物武器面目出现。 目前，新兴生物科技除在
①
制造或强化危险病原体方面发挥直接杀伤效用外，在其他领域也被视为具有强大的
军事应用潜力。美国与欧洲科学家指出，基因驱动技术可被用于制造昆虫武器，进
行登革热、寨卡等疾病的跨国传播。 改造微生物生产的“材料损毁因子”可被用
②
来加速腐蚀武器橡胶或金属零件，从而对军用燃料、军需补给和军事仪器设备实施
破坏。在军事领域，新兴生物科技被认为以促进新战斗力生成为根本目的，催生新
型作战空间、作战理论、作战样式、作战力量和武器装备等衍生发展。
③
① 高一涵、楼铁柱、刘术：《当前国际生物安全态势综述》，《人民军医》2017 年第 6 期。
②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et al., Gene Drives on the Horizon:
Advancing Science, Navigating Uncertainty, and Aligning Research with Public Value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6, p. 112.
③ 郭子俊：《生物技术重塑未来战争》，《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1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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