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6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三：一是治理目标往往存在层层加码和政策偏移现象。中国社会基层机构常常
存在“共谋策划”，以应付上级要求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使实际执行结果偏
离政策初衷。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严格要求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然而，仍有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做法不符合
国家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如河北省保定市、邯郸市、石家庄市和张家口市，存
在过度防疫、一刀切等情况，对来冀返冀人员，特别是对来自上海、北京、天

津等地区人员盲目采取管控措施，扩大人群管理范围。 尽管在国务院通报后，
①
各地均已按要求开展整改，但诸如此类事件并非个案，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科
层体系中的层层加码与政策偏移现象。二是治理主体的激励不足和激励机制不
相容现象。改革开放之初，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

②
就死”的怪圈， 其本质是激励与激励机制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缺乏有效激
励自然难免消极怠工，激励机制不相容，也就难免行动冲突、协调难彰。三是
反应性治理倾向明显。反应性治理会诱致进一步的治理效能的衰减。因为反应

性治理高度依赖特定的条件，依赖执行人的具体行为和决策，无法推广；同时，
当社会治理高度地方化和个人化以后，治理容易被工具化——作为“摆平”问
题的方法——而非制度化，不能上升为原则坚守，更难基于原则形成制度标准，
缺少理论清晰的系统支撑。因而，反应性治理的难题，一是不断“生产”着依

赖人而非依靠规则的治理，客观上“悄悄对抗”着制度化进程，二是它重效用
轻理论的工具思维，客观上“静静消解”着深度认识治理原理的必要性，这成
为治理能力提升的巨大障碍。 理想的安全治理要积极规避反应性治理的困局，
③
推进前瞻性治理的实践。协同性作为行动考量的积极指标，其多样性、多元化
的属性，有助于矫正反应性治理的惯性，并在协同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有效
而精准地回应总体性需求，系统而全面地检视沙漏模型带来的弊病，通过持续
不断地合作化行动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人民性的治理目标。

① 《过度防疫违反“九不准” 多地被通报、绝不允许因疫情防控之外因素对健康码赋码
变码》，中国政府网，2022 年 6 月 24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6/24/content_5697533.htm。
② 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5 月 13 日，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3-05/14/content_2591007.htm。
③ 张静：《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252-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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