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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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供更多融资支持。2022 年 5 月，拜登的首次亚太之行就与日、印、澳、韩等
12 国正式启动了 IPEF，尝试创建一个多边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地缘经济框架。IPEF
谋求实现所谓高标准、包容性、自由和公平贸易承诺，特别是在 13 国联合声明中

强调要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以使经济脱碳并增强对气候危机的适应能
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正处在增长爆发的关键期，重塑基础设施标准因此成为
印太经济框架的支柱。美国加强同盟友在清洁能源、脱碳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并推进各种气候能源伙伴关系，如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气候伙伴关系、清洁能源和
能源安全倡议，以及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美日印澳（QUAD）“绿
色航运网络”和清洁氢合作伙伴关系等。基于此，美国企图推进所谓基于气候安全
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体系，以在非对称性绿色技术力量及规范标准制定方面谋取
对中国的竞争优势。

四 美国推进全球气候安全战略的问题与局限

尽管拜登政府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国家气候安全战略，并且不断谋求在全
球层面的拓展，企图以气候安全为抓手实现自身在军事、经济、制度以及话语维度
的霸权护持。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气候安全战略仍存在诸多内部局限性。

（一）凸显美国国家气候安全目标与全球气候安全目标之间的张力
气候安全内涵本身具有复合性特征，可分为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维度。
①
人类安全意味着从超越国家的角度来看个人和社区是否有能力应对突发性或长期

性气候风险，如气候极端事件下的饥饿、疾病和人权侵犯等危机状态。从气候地缘
上看，南部非洲、阿拉伯世界、中亚、南亚等广大低纬度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
气候灾害的影响，加剧地区动荡、冲突频发、气候难民大量涌现。据联合国减少灾

难风险办公室的报告，“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在气候灾难中失去财产或遭受伤害的可
能性是高收入国家人民的六倍”。 基于此，人类安全维度更关注气候脆弱性国家
②
的适应性问题，侧重从可持续发展目标维度来提升气候灾害的应对能力和韧性治理

效能等。相比而言，国家安全维度更关注国家是否有能力应对气候威胁以维护其主

① Lisa M. Dellmuth et 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limate Security: Advancing
the Research Agenda,” WIREs Climate Change, Vol. 9, 2018.
② UNISDR, Economic Losses, Poverty & Disasters 1998-2017, 2018, https://www.undrr.org/
publication/economic-losses-poverty-disasters-199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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