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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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研究大多运用安全化理论分析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进程。但是
为什么旷日持久的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并没有通过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
议？导致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会员国之间存在怎样的分歧？安全化理论

似乎难以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通过确立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本文
分析了 2007—2021 年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提出辩论中会
员国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应对
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两种认知、两种路径和两种逻辑。

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理论上看，指出了利用安全化理论描述和
解释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这一典型案例的局限性，认为该理论实际上假设辩
论中只有施动者的言语—行为是重要的，忽视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所具有的能动

性，为此本文确立了一个更具适用性的比较分析框架。从政策的角度看，对安理会
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分析表明，该辩论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
分歧，因此难以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以《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机制是该领域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要积极维护《公约》的主渠道地位，也要考虑如何在安理会气
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分析安全化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确立了

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归纳了会员国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的
有限共识和核心分歧；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核心分歧背后应对气候变化安全
风险的不同路径和逻辑；结论指出了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前景及应对气候
变化安全风险的当务之急。

一 气候变化与安全：安全化理论的局限性

在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研究领域，主导的理论范式是安全化理论。安全化的
基本含义是安全化施动者通过言语—行为，对某个问题重新定义和贴上标签，将其
界定为影响特定政治群体的存在性威胁，并使听众接受，从而使其超越常规的政治

进程，使紧急措施和行动成为应对这种威胁的正当手段。 将某个问题安全化的根
①
本目的是提高应对该问题的紧急性和迫切性。据此，气候变化的安全化可以界定为

①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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