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2023 年第 2 期

特定的行为主体通过将气候变化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界定
为国际社会或者国家的存在性威胁，从而使其超越常规的政治进程，使紧急措施和
行动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正当手段。

从既有的研究文献看，很多学者依据安全化理论分析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
论进程，但他们对于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早期阶段，叙
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都需要提高。例如有的学者通过考察 2007 年安理会关于气候

变化和安全问题的第一次辩论，以及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报告将气候变化视为“威
胁”的说法，来佐证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发生。 有的学者则认为，如果将气候变化
①
的安全化理解为把气候变化视为一种生存威胁，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那么通过
考察安理会和英国的案例，会发现气候变化安全化的整个过程并未完成。 这些研
②
究缺乏对整个进程的持续关注，没有涵盖较为新近的发展情况。还有的学者认为
气候变化成功安全化进程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安全化施动者通过话语行为凸显
气候变化的存在性威胁”；“国际社会成员普遍认可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安全问

题”；“国际社会针对气候安全问题形成新的国际规范”。 这种分析框架把《巴黎
③
协定》的达成视为气候变化问题得以安全化的标志，显然背离了安全化理论的含
义和初衷。
安全化理论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将某个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将紧急措施视为合

法选择，旨在提高应对该问题的迫切性、紧急性和有效性。依据这种理论的分析模
式，一些国家被界定为安理会内气候变化安全化的“施动者”，另一些国家被界定
为气候变化安全化进程中的听众；气候变化安全化的结果取决于施动者的言语—行

为和听众的接受度。 通过分析 2007—2021 年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逐字
④
会议记录，可以发现气候变化安全化的施动者在辩论中确实采用了符合社会惯例的
“安全语法”。例如，法国在 2018 年的安理会辩论发言中，既有“断言”（“气候变

① Alan Dupont,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Survival, Vol. 50, No. 3, 2008.
② Katie Peters, “Disasters,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is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United Kingdom’s Security Policy,” Disasters, Vol. 42, No. S2, 2018; Jeroen Warner
and Ingrid Boas,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How Invoking Global Dangers for Instrumental
Ends Can Backfi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Vol. 37, No. 8, 2019.
③ 董勤：《气候变化安全化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阅江学刊》2018 年第 1
期，第 74-76 页。
④ Shirley V. Scott,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How Close Have We
Come and Would Full Securitization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1, No. 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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