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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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影响正在使国际不稳定的风险倍增”),也有“警告”(“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因
            为每拖延一天都会使威胁变得更糟”)和“要求”(“我们的共同责任是正面应对这
            一生死存亡的挑战,并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手段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也有支持所

            提出的断言和/或警告的证据和/或理由(“从萨赫勒到中东,在世界许多地区这已经
            成为严酷现实。然而,它也威胁许多现在稳定、但将来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
            其他地区,以我们无法阻止的方式影响各国和社会的稳定”)。   面对这些标准的
                                                                      ①
            安全化“言语—行为”,听众为什么不接受呢?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分析模式只强
            调安全化施动者及其言语—行为的重要性,并假设听众只有一种选择——接受或
            者不接受施动者的言语—行为。具体到气候变化与安全领域,就意味着气候变化
            安全的实现只有一种路径,一种逻辑,因此难以深刻解释辩论中出现的分歧及其
            原因。

                 听众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倾听者,而是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听众
            不仅可能不接受安全化施动者的言语行为,还能提出自己界定问题的方式和应

            对途径,展现完全不同的逻辑,从而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在各国参与安理会辩
            论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分析框架试图从安全化理论暗含
            的施动者的主导性和听众的被动性中走出来,对等地考察不同行为主体在气候
            变化与安全辩论中运用的话语、框定问题的方式,以及这些话语背后的逻辑和

            政策含义。
                 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应对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两
            种话语实践。为了考察这两种话语实践,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首先,从

            行为主体的角度看,特定话语实践的倡导者有哪些?哪些国家的立场相同或相近?
            哪些国家持有不同的立场?其次,从问题的角度看,不同的国家如何具体认识和确
            定气候变化的威胁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如何认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关系?再
            次,从应对途径的角度看,哪种国际机制应该在气候变化与安全领域发挥首要的权

            威作用?安理会是否应该以及怎样在气候变化与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最后,从
            逻辑的角度看,针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不同话语实践及其应对路径是建立在怎
            样的逻辑基础上的?

                 通过上述框架比较和研究不同国家的辩论发言,可以分析不同国家如何框定气
            候变化的安全风险、所认定的恰当的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机制以及有效的措施和行


                ①  安理会第 8307 次会议,S/PV8307,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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